我六岁的时候，得过伤寒。
　　父亲拿着化验结果，像拿着送我去天堂的门票。
　　在缺医少药的六十年代，得了这病，十有八九是不得回头的。
　　母亲哭了，父亲也哭了。我是他们的长子啊。
　　为我治病的，是中医院的一位叫陈谦的医师。
　　那时治病，大都是吃药，打针。挂水，就是相当大的病了。我的病不轻了，但没有挂水，只是打针吃药。陈医师体谅乡里人，开药总量力而行。
　　这些，是奶奶告诉我的。
　　而事实上，当时我已经有点记事。住院期间，印象最深的是吃药片。我并不太怕打针。即使怕，一两个人按住，也就挣扎不起来了。最要命的是吃药片。红红绿绿、大大小小的好几种，有的大得出奇，令人望而生畏。
　　在父亲的极力诱导下，我张开嘴，母亲便把一片放入我口中舌头跟部，父亲连忙将茶缸就到我嘴边，我喝了一口，学着父亲的示范，仰起头，喉咙里咕噜咕噜地翻泡泡。“咽，咽！”父亲每说一个字，双拳总要用力向下拽一下，仿佛这两个字能帮我借一把力似的。我使劲一咽，立即呛得咳嗽起来，父母赶忙拍背抹胸，我忽觉得口中一股奇特的苦味弥漫开来，“哇——”一块胀烂了的白色药片随着茶水吐了出来。
　　有了这次痛苦的开头，我再也不肯吃那些药了。父亲便变着法儿哄我吃，先是把药片藏在薄饮汤里，选准角度喂我一口，我若不注意，便连饮汤咽下几片，父亲忍住高兴，把碗转个角度，趁热打铁；一旦被我嚼到，便会哇哇大闹，剩下的饮汤一口不喝。一会儿，父亲又拿来了油条，这东西对我的诱惑太大了。本来，在乡里就是罕见的美食，更何况伤寒病是要控制饮食的。我不假思索，对着父亲选准的一头，一口咬去，“啊——”我的嘴忽然张大了，眉毛紧紧地皱了起来，那颗可怜的药片已被我咬成碎片，部分赖在牙齿上，部分睡在舌头上，还有一些，已经跑到喉咙口了！那阵子，连习惯的“哇”的音都发不出来了。
　　父亲并不因为一两次被我识破而停止努力，而我在这方面似乎越来越敏感，越来越会猜疑。每有美食，必先细细察看，研究一番，生怕“上当”。父亲拿我没办法，只得动了一回真家伙，灌！筷子撬开我咬紧的牙关，捏鼻子，投药片，灌水，封嘴……
　　我投降了，不断花招求饶。
　　父亲把药片、水重重地放在桌上：吃！
　　我自己伸出手去，挑了个最小的，放到喉咙深处，端起茶缸子，头一仰，然后张开嘴，以胜利者的姿态迎接父母的检查，父母激动得同时向我伸出双臂，将我紧紧抱在怀里！
　　腊月二十四，大雪纷飞。陈医师高兴地走进病房：老董，儿子病好了，可以回家过年了！
　　天堂没有接受我。
　　除了怕吃药，我当时并不觉得有病是多么地害怕，因此不怎么理解父母的高兴，甚至，还傻里傻气地有点恋恋不舍呢！
　　办好了出院手续，母亲抱着我，父亲扛着被单行李，跨进了茫茫大雪中。到了帮船口，每天一班的帮船早已回去了。父母下了决心：跑回去！
　　从兴化到家，二十五里。
　　 雪下得好大呀，父母轮流背着我和行李，一彳一滑地走在雪地上，道路被厚厚的积雪封住，已经难以分辨。天色渐暗，大片大片的雪花砸得人睁不开眼。母亲摸摸我缩在衣袖里的手，叫父亲脱下棉袄把我整个儿裹了起来。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间，我觉得身子一震，听得母亲一声惊叫，恍惚中，睁开朦胧的眼，只见父亲跌倒在一个被积雪封得严严实实的大雪塘里，而我，被他的一双大手高高地擎在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