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一个“忙”字能阻挡住好多的应酬。但这次，我们是阻挡不住了。
　　2号晚上，童年时代的老大张春桂从泰兴打来电话，反复邀请我和恩辉，一定要去玩。电话那头透着浓浓的酒气，流露出请求、责备，好象我们长期的不见面已经严重地了不起他并威胁到我们童年就缔结起来的友谊。
　　每次打电话，他都这么说，而且都闻到电话线那头的酒味。
　　话说到这个份上，就不好意思了，况且，大嫂又登门邀请。
　　两年不见了。
　　汽车在浓雾中缓缓行驶。童年一起上学放学的情景又一幕幕浮现。儿时伙伴的队伍是很庞大的，大了以后，圈子渐渐缩小，浓缩成志趣相投的几个。我们五六个最要好的伙伴中，春桂岁数最大，自然成了老大。
　　在家里，春桂弟兄四个，他是老三，小时侯，大家都叫他三桂伙，因为长得奇瘦无比，吵起架来，就骂他瘦鬼。初中毕业就不上了。我和恩辉、恩金是读到高中的。毕业后的年把时间，我们都没事做，天天玩，取鱼摸虾碰头打脑，还怪唠叨的父母不理解我们。烦闷起来哀声叹气，仿佛是世界上最苦恼的人。
　　后来，我们各自学起了手艺。恩辉是木匠，我是篾匠，春桂学的瓦匠。见面的机会就少多了。记得有一次，几个人都休息，就不约而同到大河边不知道去了多少趟的土窑那儿玩。不知是谁叹了一声：真正的爱情在哪里？春桂马上抒情地应道：请问路边的小草吧！我们都会意地大笑，惊叹春桂还是个诗人。
　　手艺没有成为吃饭的饭碗，却为春桂讨了个老婆。春桂跟师傅在湖东口做工时，与这个村的姑娘兰伙相爱了，很快就带了回来，成了我们弟兄门的大嫂。当时，兰伙的家里人都极力反对，嫌这嫌那。不过，两个人很抱气，买了水泥船，出去做生意。轧棉花，收荒，哪样赚钱做哪样。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第一个孩子——小燕子出生了，给小家庭带来了无穷的欢乐。
　　农村传统的观念中，男孩子是传家宝。八十年代，正赶上计划生育与传统观念碰撞最激烈的的时候。超生成了那个时期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词儿。春桂很自然地加入了超生游击队，东躲西藏了几年，吃尽千辛万苦，生下了小二子。这段故事，如果喝酒的时候，春桂能说上大半夜，直说得涕泪泗流。
　　两年前，春桂全家去泰兴开废品收购站，一切的消息就只有从电话中知道了。他是经常打电话的，不是喝酒前就是喝酒后。酒是他倾诉烦恼鼓舞信心抒发感情的最朴素的道具。有了酒，他的瘦削的黑黝黝的脸膛就会漾起纯真的笑纹。我能从他通过电话线传过来的声音里清楚地感觉到。
　　我曾在春桂的许多次的热情的邀请中想像他在那儿的情景。他应该是做得很不错的，这可以从他的语气语调里感受得到。在稍微上一点档次的人眼里，对收荒的是不屑一顾的。许多人都不太晓得，废品其实是个宝库，旧报纸空瓶子塑料纸铜铝铁，每天一板车拖回来，拣拣拾拾，七八十上百块是很正常的。倘若遇到“冒块儿”（意想不到的大生意），一天几百块春桂就曾有过。有次，一大早就遇到几个高中毕业生卖书，想想看，一个学生从小学到高中，多少书！几个学生就四五百斤。刚把书送上船，又有人出售小老虎脱粒机，回头又有一大户人家喊着卖酒瓶。你可别小看酒瓶，一般驼牌大曲之类的杂瓶没什么了不得，名酒瓶十几块甚至几十块钱一只。春桂就在这个大户人家收到四个五粮液瓶，据他自己说当时激动得两手直发抖。
　　这一天的收入可以吧？一到船上，立马打肉买鱼切牛肉剁熏烧，灌一壶子大麦酒，招呼打帮的直喝得双眼似兔天昏地暗口齿模糊，不是婆娘们揪住耳朵还嚷着去看脱衣舞。
　　种田的抵不到收粮的，养鱼的比不上开行的。收小荒的，自然也不如开废品站的。收入高，还免去了风吹日晒奔波劳碌。正因为这一点，春桂在朋友的帮助下，来到泰兴开站。
　　车在曲霞镇的东头停下来。小燕子早在门口迎接。春桂正忙着称货算帐，计算器叽叽作响，几个当地收荒的从春桂手上接过皱巴巴的钞票，大嫂刚下车，又麻利地从房里拿出香烟，每人一包，包好的月饼，每人五只，几个收荒的千恩万谢满意地离去。
　　春桂的废品站没有我们想象的大。三间旧房，堂屋和西房打通了堆放贵重一些的或者不能受潮的货物，靠公路的院子后，篱笆和网子围着大堆的塑料瓶蛇皮袋之类，两条小狗蹲在磅秤旁闭目养神。
　　分烟倒茶寒暄，我们在废品的重重包围下喝酒。因为下午是收货的高峰时间，所以酒量控制了一点。晚上，春桂邀请了邻居，泰兴老乡十分热情，轮番敬酒，我们都喝得很多。
　　大嫂特地把春桂“让”出来，儿时的伙伴同睡一床。透着清亮的月光，时光又回到二十几年前。旧情新谊，随酒精又上心头。我们三个相互补充着，二十几年前的点点滴滴细碎的记忆又渐渐完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