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的活计是很苦的。每天天不亮，队长就挨家挨户地喊，起床了，今天活儿多呢！晚上黑通通地才收工。有时，遇上“砍桩”（活儿只剩下一点点，延长一些时间便能全部完成），队长便下令“开夜工”。听说“开夜工”，这苦也就变成乐了，白天积聚的疲劳一扫而空。因为大伙儿知道，“开夜工”就意味着要“碰头”了。
　　队长指示一位年长些的回去准备。通常，我们生产队是安排在大河边上的山叔家。山叔为人厚道，动作麻利，一个人又烧火，又当锅，很快就能把晚饭做好，汤是汤，水是水。
　　生产队碰头，很简单，不讲究。七角三一斤的猪肉，砍上五六斤，红烧；用黄豆换来豆腐卜页，豆腐加狗奶子胡椒烧麻辣的；卜页漫青菜，撒上蒜花儿，香气满巷子地飘。饭不可少煮，满满一尺八锅。这些做完了，再到生产队糟坊里灌一壶子大麦烧，大功告成。只等着“开夜工”的回来了，
　　“开夜工”多半是力气活，女人们沾不上边。“碰头”也就没有女人的事。但女人们会提醒孩子：晚饭少吃点，你爸今晚“碰头”。孩子们心领神会，草草地喝了点粥，便到煤油灯下写作业，竖起耳朵听门外的脚步声。
　　“开夜工”的吃吃扯扯，就深更半夜了。待大家吃完，山叔又为每个人盛一大碗饭，用铲子压实，舀两勺肉汤，或许还有一两片红烧肉，边盛边解释：刚才你们吃的时候都嫌肉肥，不是肥呀，瘦的我没上桌，留给你们的小把戏呢！男人们连声道谢，端起这份沉甸甸的香甜，各自回去。
　　那一天晚上，我与许多孩子一样，喝了几口山芋粥，坐在罩子灯下，边等边回忆着肉汤的鲜美，母亲怕我着凉，让我坐在被窝里，用背书和讲故事打发着时间。孩子是斗不过瞌睡的，一会儿，我便进入了梦乡。不知什么时候，我被母亲摇醒，父亲把一碗热气腾腾的肉汤泡饭，递到我的手上，阔别已久的肉香很快把我从迷糊中唤醒，我竟然把一大碗肉饭一粒不剩地吃了下去，肚子饱胀得像个栗子！
　　 在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人们的所求是有限的。如今，餐桌上可谓丰富多彩了，孩子们更不至于为一碗肉汤泡饭而苦等半夜。但儿时的那份期盼与渴求，却是刻录在我的记忆里的。只是现在再吃肉汤泡饭时，很难找到那种感觉了。